【第十二期】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海内外学生对话

发布者: admin     发布时间: 4/17/2009    共浏览 8660 次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海内外学生对话

2009-03-01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大洋两岸的对话》稿件的内部讨论中,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北大、人大、武大、复旦等院校研究生发来的读后感。大家纷纷表示十分有幸聆听了众多经济学家关于如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并且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情况,谈了谈各自的感悟和体会。

老师们的讨论稿件中,对前言中吴一平博士提出的后三个问题给出了各自的明确解答,我们这篇学生的对话侧重讨论了老师们没有直接给出答案的第一个问题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和首要条件是什么?这可能是学子们开启经济学研究之路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自强、弘毅作育英才,服务社会,亦或是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校风的耳濡目染,老师学术追求和治学态度的润物细无声,一日三省其身的独立思考,让我们每个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此对参与讨论的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1.在传承中求开拓,于实践中谋创新   李 唐 武汉大学

2. 经济学研究中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李 凯 中山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学生

3. 感知身边的经济学研究            范子英 复旦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生  

 

4. 没有中国式经济学,只有经济学的中国问题  鞠高升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5. 理论服务社会                   王宇锋 中国人民大学

6. 经济学研究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邱 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            徐建炜 北京大学

8. 探究真理,学术报国              耿 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在传承中求开拓,于实践中谋创新

李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史专业硕士生

    有幸仔细聆听众多学者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讨论,作为一名学生,我也想谈谈我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目前的中国经济研究与其说是在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形态之下,毋宁说尚蹒跚于一个巨型的十字路口:面对前路多崎,初涉经济学研究的我们大多心神彷徨。上一代的学者( 50岁以上)经济思想、逻辑训练上较之我们更加精熟、深刻,然而技术上往往存在较大的缺陷;当然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造成的。优秀的青年学者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领悟上颇为熟练,却有重方法、重跟踪国际文献、轻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之感。到底是沿旧路折返,像一只笼中鸟般眷恋于旧时田园的美好,而不愿领略园外的气象万千?还是带着矫枉过正的自负心态,在前进的道路上独行侠般的莽撞跋涉,将旧有的一切无有分别的统统摒弃、砸烂?抑或采取一个更加中正、平和的态度呢?

    后来数次向周围的老师请教,让我逐渐认清了今后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在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方面,开放的拿来主义心态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思想、逻辑训练乃至中国经济问题的直觉有助于从经济现实中抽象出好的研究问题,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现代研究方法的学习、掌握则有助于将好的研究问题予以流畅、科学的表达,为我们研究的问题构建合适的分析基础,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二步。如果只重视经济思想而毫无分析技术,那么就沦入坐而论道的疏空,只有研究方法而无深刻的经济思想,研究的选题很难切入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或不免使人有隔岸观火之感。

    我个人认为:学生在初入经济学研究之时,趁年轻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研究方法,打好基础,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身边许多同学也是这样做的。同时,须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论文的写作与助研工作,从中学习研究选题、文献综述、论文结构安排、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等内容,培养自己的经济思想和对于中国现实的直觉,提升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这一点虽然重要,却往往为同学所忽略。身边时常有人这样说:等到我把数学学好了,再来研究经济学也不迟。殊不知如果这样,研究方法的掌握也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不通过实际运用,我们是很难深刻了解某种数学技术在经济学中该如何准确运用,也不能了解一个选题应该采用何种数学技术进行表达才更加适宜。而且,我个人在学习中还有一点体会:在学习诸如高级宏微观经济学等基本功的时候,做习题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提升研究方法的熟练应用程度;同时尝试着对一个习题运用不同方法予以求解,有助于提高自己对不同方法在各种实际应用中难易程度的体会,也有助于提升自己经济学研究 工具箱的实战水平。

    我的本科、研究生阶段都是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度过的。武汉大学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校风中既讲求自强、弘毅的人格砥砺,又倡导民初章黄学派的实学风骨。为学之初,师长们以章学诚《文史通议》中横通一则以及黄侃平生昀笑杀书头的故事为训,教导我们切不可做那些一知半解、浮于表面的横通先生。这些教诲,对于我的人格铸就和学风养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谭崇台、邹恒甫等先生的学术讲座,李玲、龚强等武大校友的来汉讲学,在传道授业之余还详细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求学历程和为学心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镜鉴。

    在课程安排中,学院既讲求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基本功训练,又重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培养,而且积极展开与台湾逢甲大学等院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于知识面的扩充和个人研究能力的提高具有诸多裨益。马颖、文建东、石莹、代谦等老师学风笃实,循循善诱,研究工作扎实细致,其重视基本功与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方式对于个人的学风、性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陶铸作用。而且,代谦老师主持的每周一次的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kshop,通过让学生阅读主流文献、相互讨论的方式,为我们开拓视野、提高实际运用能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高等学府的学生,我感觉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尚不够强,目前我们的学科课程设置与国际化标准的接轨仍有一定距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学术激情还有所欠缺,这些也是必须直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武大的经济学子必须既发扬自强、弘毅的笃实校风,同时坚定兼容并蓄拿来主义的学术信念,充分运用既有学科安排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体现出自己的学术特色来。个人认为:学校重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尤其是注重中国经济史与本土经济思想的课程设置对于我们提升中国经济问题的直觉是有很大帮助的,有利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增强对于中国经济特质的把握。同学们在学习中间如果能将现代研究方法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合理有序的结合起来,则能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较好的知识储备基础。

    佛教《譬喻经》中说:功不唐捐放下即实地。在学术的长跑中,必须怀有必须将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自觉意识和责任心,在传承前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前行,焚膏继晷,孜孜不倦。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自然会日渐进步的。

 

 

 

经济学研究中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李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博士生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学生

    看了海内外众多经济学家的对话,我颇有感触,借此结合我所在中山大学和目前访问的西安大略大学一些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谈谈我所在的中山大学的情况。中山大学地处广州,广东省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岭南学院自建立以来,一直秉承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宗旨,为珠三角输送了大量的经济人才,教师的科研也强调与广东省经济相结合。林江教授是东莞市政府的首席研究员,申曙光教授是广东省政府的决策咨询专家,他们许多研究报告都被写入了官方文件。广东中小企业众多,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决策参考也是岭南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储小平、王珺和张建琦教授是研究中小企业的专家,他们的很多成果都被政府和企业所采用。另一方面,就理论研究方面,虽然远离传统的学术中心,但 2005年和 2007年全国百优博士论文(理论经济学类)两度花落岭院,分别被王曦老师和徐现祥老师获得,令人刮目相看。王曦老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主要是借鉴主流宏观经济学逻辑分析框架,考察转型时期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以此建立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徐现祥老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增长,同样是运用主流的经济学方法,通过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考察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化。二位老师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用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述转型时期中国的故事。这同时也给我们青年学生提出两大挑战:一,要把握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掌握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如新发展的计量工具模型、数值模拟和 calibration等。二,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不仅是经济方面,还包括政治和历史方面,做计量模型选择工具变量时体现的尤为明显。因此,如果将掌握的主流方法生搬硬套用到中国,很容易招致 设定错误,引发卢卡斯批判,而是要和中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

    再谈谈我来西安大略大学交流访问过程中体会较深的四方面:

    第一,这里的老师非常有学术热情,一些青年教师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我曾经问过一位已经退休的教授,为什么退休后还一直写理论性非常强的文章,他说, Research is in my blood,这正如杜宁华老师所提到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我看到了很多老师对学术的纯粹的学者般的没有太多功利性质的热情;

    第二,强调一切以学术为中心,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讲授劳动经济学的 Lance Lochner教授,199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 Heckman的学生,在《美国经济评论》(AER)等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一大堆重要的头衔,他竟然和许多二年级博士一起坐在课堂上听一个 2007年刚毕业的助理教授 Benjamin Lester的课,课是关于劳动经济学中新近发展的 searching matching的理论。Lance教授在课上认真的看着讲义,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像普通学生一样提问,没有任何的架子。这在国内可能是很少发生,对我触动非常大;

    第三,强调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博士生的办公室夹杂在各个老师办公室之间,有什么问题和想法都可随时和教授交流。还有每周二经济系都有一个小聚会,老师和博士生都参加,聚会上有咖啡、茶和饼干或蛋糕,在这里学生和老师在轻松的气氛中自由的交流,没有任何拘束,有时候一篇文章就在这样的碰撞中产生。想起在国内时,写论文大多数时候就是闭门造车,直至文章发表了,大家才知道你写了这篇文章,很少有一个交流讨论的过程,文章的质量可想而知。当然,国内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研究所建立了 workshop这种讨论机制;

    第四,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学者对现实经济问题,包括中国经济问题很关注。虽然远在加拿大,这里仍不乏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曾任经济系主任的 Terry Sicular教授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她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中国的农村经济、中国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她曾经在哈佛大学任教,她作为世界银行的专家参与了中国加入 WTO和贫困项目研究。 Terry Sicular教授与李实教授等中国学者有很多合作。虽然系里面的教师所作的研究理论性很强,但他们并未忽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石油价格、美国新政府的购买国货条款等问题和纯理论问题一样是老师们讨论的焦点。上个月,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 Seminar吸引了很多师生。虽然相对而言中国和加拿大相互间的经贸依赖性并不太强,但是这并没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关注,在经济系所在的社会科学中心的楼里,经常可以听到其它历史、政治系的老师口中提到 China

 

感知身边的经济学研究

范子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访问学生

    看过 John Whalley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担忧,以及众多国内知名学者的评论,总觉得这应该是对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提醒,对我们学生中存在的某些功利性的研究模式的提醒。

    我记得多年前自己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CER)聆听过林毅夫教授的一个讲座,他曾满怀信心地说, 21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自然也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盛世,我想林教授的意思应该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同时其特定的转型与文化特征将给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那些原本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可能难以解释中国事实,这给中国经济学家一个机遇,也提出一个挑战。很多人对这段话的理解出现偏误,第一种情况是完全摒弃已有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事实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正如参加讨论的很多老师们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争论仅仅在于这些原理所引申出来推论;第二种偏误是完全摒弃中国事实,照搬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和范式,而没有详察这些理论的背景和应用条件。

    我个人认为,我们复旦大学的老师们近年来的研究算是将两者进行较好结合的一个例子,即熟悉已有的前沿理论进展,同时也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很多周围的老师一直将中国的转型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对于制度、技术、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特有的文化嵌套在经济发展历程中,在转轨过程中国有资本和已有的经济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加上以分权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些特殊的事实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之处,是经济学研究中所谓的机制所在。如张军教授一直对中国的转轨特征给予关注,陆铭、陈钊两位教授则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之处,比如社会资本等特定的因素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王永钦老师则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制度建设,张晏老师对中国财政体制有过更多的研究,章元老师昀近开始关注农村的贫困,他们所做的研究都在关注中国的某一些特殊的问题,但同时纳入发展的框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先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然后再在已有的框架和理论下进行解释。

    如这次讨论中很多海内外学者的建议一样,在平常的学习中,很多老师也曾多次提醒我们学生不能太过于技术的细节,而忽视了思想所在,不能仅仅修改下已有模型的条件就认为是一个创新,更应该强调的是,先去观察和理解中国的事实,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事实与哪些经济学的理论相关却不一致,这样进行的研究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益,又对经济学理论做出贡献。我们周围的一些老师虽然不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他们在国内读书时候都非常优秀,如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称号,而且他们毕业后多次去海外访问与合作交流,这使得他们即熟悉经济学的前沿进展,又对中国

    有着充分的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在国内一流期刊以及国际期刊上发表。我们的老师秉承了复旦深深的水,静静地流的低调治学态度,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与已有理论之间的差异,找出那些被传统理论所忽略的因素,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脉络,这种研究风格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在复旦学习的研究生。

    当然我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技术性不强的工作,更多立足于问题本身,对问题的背景和机制给予相对较多的关注。经过张军老师的推荐,我现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更加深刻感觉到问题意识研究的重要性,这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昀近这边的经济学院有两篇文章被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接受,他们所关注的是消费者的偏好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这边有很多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学者,即使他们的研究背景差异很大,但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本身的特征,而不是直接搬用已有的理论。这边丰富的讲座和讨论使得我有很多机会去跟这些学者接触,经常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其中很多人不仅仅很多次去过中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是特殊的,所以我们也很少看到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直接进行对比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从中国去了解中国,就中国问题研究中国。

 

有中国式经济学,只有经济学的中国问题

鞠高升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我的基本观点是:共性的东西是学术追求的目标;而特性的东西正是学术所要抽象掉的。

或许不存在绝对的共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学术的目标就是要追求更一般性(当然,这个一般性或许也具有相对性)的东西,更代表事物普遍特征或规律的东西。这或许是 学术无国界的根本原因吧。当然,事物的特殊性也很重要。任何学术的研究,真理的探索,都必须基于对丰富的、鲜活的个体认知。没有了对个体特殊性的科学研究,得到的所谓真理就成了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打个比方吧。如果一个学者要用 OLS研究 X Y 之间的关系。他手头有来自中国的数据。那么他的基本模型可能是

Y=Xb+ E

    这个模型中,系数 b 是他要关心的。 E 是个垃圾桶。我们所不关心的、或者没有数据支持的因素 (通过强加某种合理假设 ) 都放到这个垃圾桶里。多数情况下,他不太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b 的符号有悖于常理。导致这样结果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这位学者忽视了中国特色,把它扔到垃圾桶 E里了。昀终导致参数估计有偏,无效。一个替代模型是: Y=X b1+ 中国特色b2 + E。只有把中国特色的东西研究清楚了,我们才能还原 b1 原有真实的特征。不过,我们需要清楚地是 b1 更具有学术价值,而 b2或许有更多的政策应用价值。外国人更关心的是 b1,而不是 b2.

基于上述逻辑,一个结论是没有中国式经济学,只有经济学的中国问题。有些人试图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框架,我无法理解。西方经济学也没什么框架可言,有的仅仅是学术方法的框架,这些方法中大多数也是跟其他科学领域的方法一致的。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是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应用问题。鉴于理论是学术的结晶,是抽象的、具有普遍特质的东西,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必须做到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学理论对于政策的应用只能是借鉴指导意义,不可能一个理论搞定所有问题,这是由学术理论的特征决定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又是渺小的。我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解决诸如国企改革、医疗保障改革等社会问题。除了经济学理论,其他的科学、文化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也是经济理论所无法取代的。所以,在应用经济理论帮助制定政策时候,我们应该秉持 谦卑的态度。

    基于上述观点,我对几个大家讨论的问题谈谈看法。

(1) 做论文是否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

基本上来说,需要。但是数学模型不是目的,关键是看能否逻辑清楚地表达经济观点。所以,数学模型越简单越好。如果不需要数学模型就能够清楚地表达,不用也可以。至于滥用数学模型,那是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问题。如果复杂的数学模型里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或者简单的思想被搞得复杂了,这样的论文多数能被好期刊拒掉的,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2) 是否要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如果一个学术问题起源于中国的具体问题,需要仔细研究。如果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从他国的实践中抽象,不研究中国问题也无妨。因为学术目的是找到一般性,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就可以了。

(3)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关注中国经济的政策问题?建议是在积累了足够的经济理论和社会认知之后。讨论中,一个观点是等功成名就之后。依据是人微言轻,不足以服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我的观点是只有积累了足够的经济理论,才能够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有一致的认识。也只有在学习了更多的知识后,人才变得谦卑,才能够接受别人的观点,全面综合看问题。另外,助理教授更多的发论文,并没有什么错,方向是对的,也是合适的。

 

理论服务社会

王宇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理论研究中心企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John Whalley教授指出了中国青年学者在学术倾向的一些问题,这一问题长时间困惑着我这样一个经济学学生,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经济学人所要共同反思的问题。对 Whalley教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学者,都是我敬仰的、谋面或素未谋面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他们尽管都至少表示了部分的认同,但我感觉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分歧在里面。

    我理解 Whalley教授的观点可以简述为:由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经济学者应以此为导向,而不应只以前沿的经济学模型为导向。我完全认同。我们总说做学问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句话在中国经济学界更多被理解为站在昀前沿的模型上。我认为这一名言很有意义,尤其适用于学术职业化自然科学,也相对适用于职业化程度很高的西方经济学界(这里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只是地域概念),但对于有志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的人,我个人更倾向于:不管有多渺小,都要尽可能站在一切经验基础上,俯视所有思想上的巨人,尽管这要冒着理论上聊无所成,物质上一无所获的危险。

    尽管我所知甚少,不过更习惯于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整个社会科学来看经济学。在我脑海里始终问的问题是:我们学习的和将要创造的经济学理论如何为社会服务?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合法性来自于后来总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它的产生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有着相当的批判和建设意义。之后的合法性则在于实证主义(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经济学看作解释经济现实的游戏),尽管对经济领域还是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批判和建设性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建树(这也对应于资本主义体系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试图这样做而制造了 华盛顿共识 时,基本上可以说是失败了。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的目标定位在增进社会福利上,那对于中国的经济学人来说,新古典的理想世界令人向往但却离我们很远,而追求严谨数理逻辑的实证主义对我们来说有点奢侈了。

    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学理论以为社会服务为昀高宗旨,那么怎样才能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理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深刻变化、政治亟待改革、道德急剧堕落,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并不明朗的时刻,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理论?我个人认为以中国为主要的经验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应该主要研究的方向,我想这一点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当然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教授提到的家庭为单位的研究思路)下的研究也是重要的,亦是相关的。但可能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始终要把社会福利函数放在研究的中心,而不能仅以解释为目的,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参照系,以及把握现实和参照系之间的关系,通向路径。

    这涉及到理论如何服务社会的问题。理论服务社会的方式可以通过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意见,以及提高所有人对社会的认识水平。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同时需要批判性更强和建设性更强的理论。

    至于我们要不要用复杂的数理模型,我个人认为,数学无疑是理论逻辑表述昀好的工具,我们在逻辑上的昀优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文字理论掌握程度和数理工具掌握程度的权衡。再复杂的模型相对于在简单的现实问题也还是过于简单。而中国的现实问题可能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要复杂许多。

    上面讲的是创造理论,作为学生,更重要的是学习理论,我想,在其中,那些基本的、思想深刻,又很规范的模型是需要深入掌握的,但为了日后的研究,对经验知识和广泛的学科涉猎也不能忽视。但要做到这些的确很难,权衡起来更难,这也许是在中国学习经济学昀难的问题。

    放到我们每天的工作上来说,我们可以做以数理模型构建理论,也可以用文字表述理论,甚至也可以做对策研究,但无论如何,我们脑中要谨记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心中要装着改善社会福利的初衷,要让自己的工作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昀低的要求是,我们的成果要有理论逻辑和经验基础,而不是做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做对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没有用的工作。

    教授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激励体系,中国目前的学术激励体系为许多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所诟病。再意志坚强、道德高尚的人也有一定的物质需要,在目前的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学术界极少贵族出生又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往往有着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目前总体上我们国内的状况是,固定工资很低,绩效工资部分相对很高,来自于很短间隔的发表数量以及课题经费,还有就是不重视教学质量的考核。这是用不好的指标进行过度激励,是双重扭曲。导致这样严重的扭曲,既有主导制度者的利益因素,也有我们在学术目标、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希望这样的讨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以及从业人员在学术水平上严重的参差不齐等多方面因素。如何能提高基本工资水平,降低绩效工资又不至于养懒人和庸人,我想可能需要:将至少部分各种行政部门把握的科研经费直接放到基本工资中;加大匿名机制,如同行评议(包括文章引用率)和学生评议的在考核中的作用;强化退出机制(中国好像极少有高校老师下岗)。

    另外,关于要不要到国外期刊投稿,我觉得,只要符合前面讲的条件,研究成果在哪里发表,其实不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是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和能力的问题。大家都不太清楚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研究,只好找个总体学术水平较高、有门槛、有难度的标准——发国外杂志。

    最后,我很抱歉,很忐忑,不知道作为一个学生这样写是不是合适。

 

经济学研究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邱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

    关于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看过一些相关的讨论。这次参加《大洋两岸的对话》讨论的,包含海内外名家,以及我们周围的青年老师,他们把自己学术研究的思想精华提炼出来。作为一年级的博士研究生,我读后受到很大的触动。正如田国强教授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既不要因为现代经济学同中国经济现实的较大差距而全盘拒绝,也不要因为其理论框架的成熟完善而直接照搬,经济学的研究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在讨论中,老师们观点甚多,有些甚至相互对立。老师们出现上述分歧不难理解,每个人所处的研究背景和社会情况不同,自然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就不同。

    这篇文章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即根据中国的情况要对所应用的模型做出适当的修正。作为一个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学生,我们身边不乏热点问题,可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仍然犹如雾里看花。经济理论和数学工具仿佛显微镜,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质;不过,对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会直接影响看问题的深刻程度。有一个笑话是说,10个经济学家通常会给出 11种解决方案。对于同一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莫衷一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同;另一个原因就是角度不同,角度可能和所代表的利益有关。作为正在学习的学生,我想我们应该多听、多看、多想、多问。我很赞同一些老师的观点,青年学者不应该过早转向应用研究,追逐当前的热点问题,而要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与规范的表达方式,争取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的发表,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随即,另外的问题又出现了:该怎样在纷繁浩海的经济学理论中学习呢?怎样才能较快掌握经济理论的精髓?我想,这个很难,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沉淀,盛斌、葛嬴、龚六堂等老师指出的目前我们学生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中肯,葛老师在文章中提出的三个平衡给我指出了方向。张汉林教授也时常教导我们,数学工具千万不能丢,它为政策分析提供参考,但要为文章的中心思想所用。

    由于激励机制的原因,确实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个人都是根据外部环境不断改变目标的。无论别人如何选择,我觉得做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具备责任感。这个可能和我们对外经贸大学主要在外经贸领域中做应用型研究有关。对外经贸大学有许多和葛赢老师一样的年轻海归老师,可以深切感受到他们时刻以把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为己任,同时他们又积极将国际前沿理论介绍给学生;本土老师往往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而细致的洞察,很注重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借鉴意义。这两种趋势在对外经贸自由活跃的气氛中兼容并包。博学、诚信、求索、笃实的校风深入人心,仍然记得,几近耄耋之年的王林生教授依然诲人不倦和坚持学习,谦逊的态度感染了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大洋两岸的对话》后记中那位教授所提到的谦逊和包容的精神在对外经贸大学得以充分体现,学校和老师尽可能提供给学生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有所创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WTO研究院始终强调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密切关注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和公共政策选择。在 WTO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期间,我常常觉得自己学艺不精,对基础理论和经济模型把握不够,想努力学习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问题,像田国强老师提醒的那样,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

    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越来越深刻被外部世界所影响,同时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世界经济。这就需要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和视角,以及更加开放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

徐建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展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作为一名正在洗礼经济学教育的博士生,在求知的道路上,困惑和茫然如影随形,能有机会拜读诸位老师和前辈关于经济学教育的精彩评论,感触良多,受益匪浅。我所就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是一个由海外归来学者组成的现代经济学培养机构,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中心创办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的发展理念。因此,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论文培养,都与传统国内的经济学院系不尽相同,强调理论基本功的重要性,从入学到毕业需要经历很多苛刻的门槛,每年都会有几乎一半的学生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与国际接轨的培养策略,不仅在 CCER取得巨大成功,也引发国内其他院系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但是,基本功的夯实并不是成为优秀经济学研究者的充分条件。正如姚洋老师所言,经济学是一门归纳性学科,需要从现实出发,认真观察,然后才能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建模方法分析问题。在 CCER传统的培养模式中,文献阅读和基本功培养被置于很高的地位,但是核心的经济学直觉培养相对弱化,本土化特色不够。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与海外逐渐接轨, CCER的老师越来越认识到,空有一身理论本领,缺乏对现实的了解,是不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有所贡献的经济学工作者。针对这一弊病, CCER2008年起,集中资源建立非正式讨论班(workshop),再加上以前各导师的组会,对于加强学生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力,已经起到良好效果。我本人一直参加姚洋老师的组会,在 2008年还参与周其仁老师讨论班组织的调研活动,通过将书本中的经济学知识运用到现实中,不仅拓展了思维,也加深了对理论的感性认识,挖掘出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至此,回过头去回忆曾经基础课上学过的一个个概念,这些概念就变成一副能够被感知的图像,枯燥无味的数理模型也变得生动起来。通过这些理论,又可以对现实重新作出诠释,并得出深刻的结论。从现实到模型,再从模型到现实,这就是 CCER教会我的研究思路,与 John Whalley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CCER凝聚了一批具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优秀教师,其中不仅包括林毅夫、周其仁、易纲、海闻、姚洋、宋国青等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也有在海外功成名就的巫和懋、霍德明、朱家祥、唐方方等经济学家,他们各有所长,在自己的领域颇有建树。更为难得的是,老师们十分平易近人,经常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聚在一起,组织学生研读论文、讨论中国问题。还记得 2008年秋宏观研讨会上,宋国青老师就是否存在资产泡沫与几位研究生争论不休,丝毫没有大牌的架子。为加强学生与老师之间以及学生相互之间的学术沟通, CCER设置双周博士生讲坛,由高年级博士生报告自己的论文。一篇文章在投稿以前,往往已经过多次讨论和批判,学生们也习惯在演讲之前在每一个细节下足功夫,期望获得研讨会的认可。在这样的环境中严谨、扎实、博学成为所有中心学生的共同特点。


探究真理,学术报国

耿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阅读了这篇汇集大洋两岸众多学者真知灼见的文章,我不仅在学理上方法论上收获颇丰,而且体会到学者们对研究探索的热爱和执着,体会到经济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体会到老师们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

       2008年我如愿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继续我的求学之路,这半年来感触昀深的就是社科院学者身上体现的对国家的责任感。在《大洋两岸的对话》一文中李实老师提到, John Whalley教授 80年代到中国昀先接触的是浦山先生。浦山老师集学者、外交家于一身,可以说是学术报国精神的代表。浦山老师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与克莱因、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和华人经济学家都曾说,如果浦山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一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中国成立不久,早在 1945年就是共产党员的浦山老师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回国参加抗美援朝,浦山老师在中美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等重要的事件中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浦山老师又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为推动学术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我想这就是姚枝仲老师,蔡跃洲老师评论中所强调的要继承和发扬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精神传统。浦山老师的经历提示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家昀需要我们作的事情紧密结合,脚踏实地的努力,可能才是昀有意义的。这正如杨其静老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国界的

    入学之初适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建院 30周年纪念活动,这使我有机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生院。她是经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一大批蜚声海内外学术界的专家在这里执教。高培勇老师在 2008年毕业生典礼上告诫大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求学,获得的不仅是学历和学位,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传统的浸染和品格的熏陶,是中国知识分子昀宝贵的独立思考、探究真理的学术精神,是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的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是牵挂民族、心系苍生的胸怀,是拥马横戈酬壮志,琴心剑胆度平生的气度,读罢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正如蔡跃洲老师在文中所提到的,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关注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因为 John Whalley教授所说的学理和方法论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着作为党和国家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责任。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的特色。在研究方法方面,余永定老师指出对于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照搬模型的现象不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方面做的还不够。这对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也是很好的提醒。经济学研究中昀重要的是思想,社科院的学习氛围对我们形成经济学思维很有帮助,我们周围有一批专家,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经常聚集在一起随时随地讨论学术问题。但是和一些大学相比,我们在现代经济学教育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还不够,为此余永定教授等老师平时非常强调我们加强现代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作为在校学生,我想现阶段应该努力掌握经济学理论和规范的研究方法,同时培养自己的经济学直觉,将其与理论、技术的学习结合起来,在与现实的对照中不断进步。我觉得有两种做法不可取,一是排斥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认为中国的问题特殊就要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没有必要学习西方那种规范研究方法。但是仅根据一些理论就轻率的做出结论甚至主观臆断,是不严肃不专业的。而试图达到与数学模型同样的效果又往往会走不少弯路,结果还未必表达清楚。二是没有学透就全盘接受照搬。探究真理的各个阶段对科学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看似是普适性的科学的理论,往往也是建立在特定前提假设和典型化事实基础上。与老一代经济学家不同,青年学生当中很多人没有离开过学校,更多是通过阅读文献来寻找研究问题,如果说年长者因为经验阅历丰富而对中国的现实有更深的观察,更多感悟,更能找到重大问题,那么当现在的年轻人如何有意识的加速这一过程呢,当我们成为研究的主力军时,能不能很好的把握中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呢。

    作为在学术道路上探索的青年人,像老师们那样把报国的理念深藏于心,用脚踏实地的努力来实现理想,我想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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